办厂二十年，广州制衣厂老板的里子和面子

在康乐村办了20年制衣厂，刘常鑫最骄傲的，就是留住了厂里的13位固定工人，他们跟着刘常鑫跟了十多年了。

4月末傍晚的广州康乐村，刘常鑫含着胸坐在一个小马扎上，面前支着的小黑板还有雨打的痕迹，上面写着：“诚寻客户，代工牛仔裤，长期合作。”这行粉笔字是去年疫情后写的，如今已经有点褪色了。

同样找客户的人就坐在他旁边，沿着康乐桥往西排成一队。有的举着纸板，身上披着样衣，但大多数都无人问津。

康乐村招工、找客户的人 朱昊宇/摄

“一整天接不到单也是常态。”刘常鑫在广州开制衣厂将近20年了，去年疫情效益最差，今年可能排倒数第二。他的印象里，在康乐村，宿舍24小时有人睡觉，厂里24小时有人做工，街上24小时有人下单，可现在不是了。

1 “万元月薪”的神话

康乐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都在康乐桥周围。桥头一家奶茶店的旁边，十几人围在一起，蹲着的和站着的抽烟聊天，他们都是找活干的工人，感慨着自己干的活不划算，打算挨到晚上等厂长来高价招零工。

4月3日下午的康乐桥西侧，工友和招工的都聚在桥边 朱昊宇/摄

“一个月7000块的坚决不干，这都不是钱，”柏德蹲在工友旁边，像个脱口秀演员般说着，“目标是月薪过万！”1987年生的他，在工友里勉强不大不小，但后脑勺的发旋间，头皮已经直接见了光。

5年前从湖北农村来到广州打工，他早已熟悉了康乐村招工的套路：一般越晚工价越高。从晚上11点开始，直到凌晨三四点都有人招工，“真想赚钱的要通宵”。白天，老板找长工，月薪给7000左右；一到半夜，老板有出货急又完不成的单，一小时通常给到35元，工友们干到早上八九点回去睡觉，下午两三点睡醒再出来找活。

宿舍里，工友们自嘲在这打工的都是“深圳三和大神”，“一人干活，全家不愁”，缺钱就干，累了就睡觉打游戏。用柏德的话说，“现在市场不好订单不稳，长工不如零工来钱快”。这时，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，用床单把自己的下铺围上一圈。

宿舍公用的桌子上散放着一摞扑克，有些牌的四角已经翘起。去年疫情解封回到康乐村后，柏德和室友们有空就边喝酒边打双升。打到最后总会半醉半醒地打趣：“谁要是输了就滚回湖北”。但直到今年5月，柏德的宿舍里没一个人走。“赚多赚少都不会走，留在这还有个念想。”柏德说。

晚上九点，康乐村大街上人流如织。柏德走到康乐桥边，从刘常鑫手里接过一件外翻的白色短袖，一只手捻着领口，另一只手搓转边线。这是一件完成了“四线”的样衣，刘常鑫在招人给衣服缝合和锁边，也招剪线、裁床、焊工和车位。

“一件几块？做多少？”柏德问。

“200件，没有次品每件5块5，明天早上四点前出货。”刘常鑫回答。

“6块成不？”柏德把那件短袖抻了回去。

“那走吧。”刘常鑫犹豫了两秒。

刘常鑫的工厂在康乐桥东边200米左右。一幢临街楼的4层，不到100平米的两个房里有13个工人。柏德在机器前坐下来，从地上拎起一块布料开始车“四线”，顺着轨道的卡口把布送进去，脚踩着踏板，机器的咔嗒声和秒针转动的声音错落地响着。

定肩膀，裁剪领子，缝合衣服的前后两片，柏德做完一件大约需要2分钟。“时间有点紧”，但是柏德没有再放弃。按照要求，他要在工位上连着干6个多小时，才有可能在4点前把货做完，赚到1200块。

柏德在工位上工作 朱昊宇/摄

从招工、讲价到试做，整个流程下来半个小时不到。“他还算熟手，难得。”刘常鑫说着，把小黑板放在车间门口，去隔间里看成衣有没有质量问题。

在康乐村办了20年制衣厂，刘常鑫最骄傲的，就是留住了厂里的13位固定工人，他们跟着刘常鑫跟了十多年了。只有客单量大，又需要24小时内出货的时候，刘常鑫才会去招零工来补补人手。

但刘常鑫其实并不喜欢招零工。每次不得已要招，他都要时不常过来监督，长工的工作质量更让他安心。如果有短工在厂里，他都不敢把手机放在车间，更不用说现金。刘常鑫说：“如果招短工，我会想尽办法让他变成长工。”所以每逢过年他都给工人包车送他们回家，平时有空也一起吃饭。

不过柏德并没有留在厂里做长工的意思，因为他知道，长工夜里没有加班费，一旦做长工，万元月薪就没希望。刘常鑫也承认，康乐村里长工夜里加班就是一种义务，免费加班。“如果给长工加班费，这里开厂的老板迟早要跑，更不用说五险一金”，他也知道劳动法，“可这行一百个工厂里可能只有两个厂能开”，还不包括他自己。

2019年，刘常鑫在朋友圈里转过一篇“深度好文”，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落后产能，吸引不了现在的年轻人。当年，国家统计局的报告里提到，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下降了0.5个百分点，16～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25%左右。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2018年减少了118万人，下降2.6%。

他也不知道康乐村里这些纺织机还能开多久。只是这两年在抖音里越来越频繁看到，认识的供货商开始直播卖布，也有人发了个自动制衣机的短视频，定位在佛山某制衣工厂，22秒生产一件T恤，24小时不断电生产。他内向，不爱互动，但那次他确实点了个赞。

“服装行业，好像就是一种饱和的状态。”他说他没什么信心继续办厂了，更不想上进了。现在的收益虽然比疫情期间好些，但只有做一些特别的衣服才能赚多些，可他不知道什么衣服叫“特别”，只知道别人喜欢就叫“特别”。

2 湖北人的去与留

刘常鑫有抽烟的习惯，但是只抽细烟，他说抽烟是有点寂寞，又怕粗烟杀伤性太大。平时抽15块一盒的长白山777，有人来就拿出33块的钻石荷花烟招待。他很少拿钻石荷花出来，因为这是他老乡回湖北前送给他的，他想留着做纪念。

20年前从湖北来到康乐村的刘常鑫，也只赶上了广州服装制造业的第二个十年。90年代中大布匹市场形成，给制衣提供了原料。邻接的康乐村管理宽松、土地廉价，大量流动人口涌入，做服装加工。到2010年，0.46平方千米大小的康乐村，已经聚集着上万家的制衣工厂。

康乐村制衣工厂

朱昊宇/摄

刘常鑫记得这里务工的最初有“三大集团”——江西人、四川人和湖北人。后来江西人把工厂带回江西了，四川的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活做了。只有湖北人，尤其是荆州人，还在这里。

“与其说我们还在康乐村坚守，不如说我们事实上已经落后了”，刘常鑫扫了一眼周围的厂房，不进阳光，机器轰鸣，潮气混着布臭，没人讲话。“这种环境和工作节奏能挨几年？留下就是牺牲。”原先广州发往湖北的大巴隔日才有几班，现在路边大大小小的客运公司都全年发车。

刘常鑫的厂里很多工人都背景相似，要么妻子孩子在湖北老家，要么夫妻俩一起来广州打工赚钱，每年春节才回去一次。不像柏德，他们求稳，就在刘常鑫的厂子里做固定工人，才算熬过了去年疫情。

3 “广州会把我送回湖北”

2002年底来广州前，刘常鑫已经在外打工了十年。1992年，看了电视剧《外来妹》，他也跟着打工潮坐火车南下。车站买不到票，就从票贩子手里收。出了广州火车站，再坐大巴到深圳的布吉镇，他在那里给别人打地基，刘常鑫说在农村这个叫“挖墙脚”。

两年前，刘常鑫才从住了18年的厂房里搬出来，和妻女到康乐桥边的一间二手房里住。厂房楼下是珠宝店和百货超市，白天是销售的喊叫，到晚上音响就放抖音神曲，想在这好好睡觉是一种奢望。让刘常鑫下定决心的，还有厂房的空气。年轻时没感觉，现在他看到灰尘都怕，感觉这空气从别人口里吐出来，自己再吸进去。

一男子在中大布匹市场前的招聘屋中拍照 朱昊宇/摄

虽然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康乐村，和工人一样，刘常鑫并没有真正在广州站稳脚跟。除了去番禺交货，刘常鑫几乎都在康乐村里，甚至没有去广州其他地方逛逛，他只知道，很多外地游客都去上下九去玩，“十三行的一些散货就在那卖，十几二十块一件的那种”。

康乐村制衣行业的从业者大多和刘常鑫一样，虽不知道广州“好在哪里”，但很想努力留下来。刘常鑫的朋友林安和他一样在2002年来康乐村开制衣厂。2017年左右林安就感到好像到了瓶颈期，2020年疫情更几乎没赚到钱。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印了很多张红色的转让广告，最后还是咬着牙没贴出去。在4月底一次聚会，林安才发现刘常鑫和自己一样，年底都打印好了转让广告，而今年又不贴了。

这座城市留给刘常鑫的记忆，大多和制衣有关，但他依然说，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广州。

“我想留在广州，但现实是残酷的，它会把我送回湖北。”

说罢，刘常鑫又点起了一根细烟。
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刘常鑫、柏德为化名）